跨文化工作

談到跨文化工作這課題，讓我想到知行易徑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應用面最闊的心理干預和社會工作實務模形。

我在香港出生、長大和受教育，打從開始修讀社會工作和臨床心理學的時候，就不斷要處理跨文化的課題，首先是如何把主要發展自西方的專業知識應用到以華人為主的香港社會裡，後來在香港也為一些外籍人士進行心理治療，1989年移居加拿大之後，更深入地體會多元文化社會裡的人際交往，也開始了對殖民地現實的批判反思，引起了很重要的自我思想解放，在學術理論層次我對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觀和文化霸權進行解構，將過往擅長的敘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 推展到融合話語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在實務層次亦積累了豐富的跨文化經驗，並開始與多倫多大學的同事如 Marion Bogo （猶太裔）, Usha George （印度裔）,和更近期的 Eunjung Lee （韓裔）等合作開發整合性跨文化心理治療 (Integrative Cross-Cultural Psychotherapy) 系統，也應用到一般社會工作領域上面去，我與 Usha George 在1998發表有關跨文化社會工作的論文，被新西蘭社會工作註冊局指定為跨文化實務能力的專業指標，我在世界各地（中國、印度、美國、土耳其、台灣、新西蘭、泰國、韓國、香港等）進行演講和培訓，參加者包括學者、社工、心理學家、醫護人員、企業管理人員等。

知行易徑系統在加拿大開發過程中，一直都在一個多元文化的實務環境裡，跨文化實務自然成為了知行易徑的主要特性，系統背後的多項應變思維開闊了我們的應變領域，包括了文化、性別、宗教、年齡、階級、性取向、健康狀況和能力等變數。

在2010年我嘗試結合知行易徑和整合性跨文化心理治療兩個系統，應用到跨文化心理治療、輔導、精神健康和新移民安居服務等領域，並在加拿大、新西蘭、泰 國、韓國等地開始介紹。